1894年7月25日，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本海軍擊沉。英國朝野震動，國內(nèi)輿論一致聲討日本對國際公理的踐踏，軍方要求政府對日軍事報復。清政府也坐等西方列強對日本采取實質(zhì)的制裁措施，然而等來的卻是“日艦擊沉高升號是合理的，責任不在日本”，責任在清政府，應賠償英國的損失。是什么促使原本對日不滿的英國輿論改變了腔調(diào)。又是什么讓許多歐美的媒體，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體倒向了日方。另外在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前，日本大部分民眾支持國家對清戰(zhàn)爭熱情已經(jīng)空前高漲，居然將對華的侵略戰(zhàn)爭視為正義之戰(zhàn)。在很多國人大呼“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之時，我們不得不佩服的是，日本侵華作戰(zhàn)的準備真可謂煞費苦心，全面周到，除了進行物力、人力、財力的戰(zhàn)爭動員準備之外，在思想灌輸和輿論造勢上，也早已悄然展開。

“征韓論”為出兵朝鮮找到合適借口

實現(xiàn)“大陸政策”的一項重要戰(zhàn)略途徑，就是吞并朝鮮并以此為跳板，進而侵占中國。然而如何做到侵朝有名，日本國內(nèi)朝野發(fā)生了很大的爭論。當時占主流的思想便是所謂“征韓論”，即參議木戶孝允最先在其1868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提出“征韓”構想。他在日記中寫道：“向朝鮮派遣使節(jié)，責其無禮，若其不服，則興問罪之師，以伸張神州之威。”木戶的這一觀點使日本政府上層勢力達成了共識，很快出兵朝鮮的鼓噪便甚囂塵上。如佐田白茅在其給明治天皇的奏折中，認為征服朝鮮是“富國強兵之策”，而且“不惟一舉而屠朝鮮，亦可大耀皇威于海外，豈可不神速伐之也”。但由于當時日本忌憚中朝藩屬關系，并且不具備戰(zhàn)勝中國的條件，不得不將其暫時擱置。

朝鮮東學黨起義為日本出兵朝鮮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日本借此時機進行輿論造勢，各界媒體大肆宣傳。

別有用心的日本政客、思想家和媒體的不斷煽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初步覺醒的日本民眾的“國民意識”，日本多數(shù)民眾開始支持戰(zhàn)爭、參與戰(zhàn)爭，實現(xiàn)了“國民輿論的一致”。許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參軍也要盡國民之責”，紛紛捐籌巨款，甚至一些娼妓也將多年積攢的儲蓄自愿獻給國家支援戰(zhàn)爭。據(jù)統(tǒng)計，日本戰(zhàn)前和戰(zhàn)時分兩次共募到16721萬日元的公債用于戰(zhàn)爭。民間各地及地方政府自發(fā)掀起征朝義勇軍活動，相繼組織了義勇隊、決死隊、拔刀隊等團體向政府請愿參加赴朝作戰(zhàn)。

“脫亞論”與“興亞論”—宣揚侵略有理的歪理邪說

侵略朝鮮只是日本政府推行對外擴張政策的開端，將朝鮮半島作為其戰(zhàn)略跳板，進攻中國才是主要目的。因此，在準備侵略朝鮮的同時，日本政府就已經(jīng)將輿論宣傳的矛頭對準了中國。

1885年的中法戰(zhàn)爭，中國清政府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卻仍然同法國簽訂了屈辱條約，這一腐敗賣國舉動，加重刺激了日本政府的侵華野心。一些自由民權運動的倡導者，這時把國權置于民權之上成了國權主義者，亦即擴張主義者。其代表人物福澤諭吉發(fā)表文章《脫亞論》，文中赤裸裸地宣揚了侵華主張。他在該文中聲稱，日本經(jīng)過明治維新，“國民精神”已從亞洲落后狀態(tài)中脫穎而出，“移至西歐文明”，而亞洲的主要國家中國仍處于落后地位，并在瀕臨被瓜分的危險境地。在這種形勢下，日本“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國之振興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此書宣揚之內(nèi)容與日本當時的國內(nèi)形勢和國民心理一拍即合，立即成為當時最為暢銷書籍。

在對外宣傳上，日本政府盡力掩飾其野心，想盡一切辦法掩蓋對亞洲國家的侵略政策。手段多樣化，不僅在戰(zhàn)略意圖上蒙蔽亞洲國家，甚至得到了某些國家的同情與合作，同時以共同反對西方列強尤其是俄國的入侵為幌子，提出了所謂“興亞論”。其中，以荒尾精炮制的一套侵略“理論”最具代表性�；奈簿�在他的“興亞策”中說，19世紀后半葉，歐洲各國勢力洶涌東來，亞洲國家已大半淪亡，只剩下日本，朝鮮和中國，而其中只有日本完成了維新大業(yè)，正在向前發(fā)展。中國和朝鮮則極為貧弱老朽，在歐洲列強的攻勢面前軟弱無力，岌岌可危。在如此緊迫的形勢下，日本應承擔起亞洲救世主的角色，救朝鮮、扶中國，進而挽回東亞之衰運。

在宣傳侵略有理的同時，為了進一步蒙蔽欺騙日本人民，日本政府又大力宣傳所謂“義戰(zhàn)論”的思想，目的是為軍事侵略正名，讓日本人民為“正義”而戰(zhàn)。在戰(zhàn)爭之前，日本媒體就將對中國之戰(zhàn)報道成“聲討人類公敵”的“仁義之戰(zhàn)”,是“正義”的戰(zhàn)爭，是“圣戰(zhàn)”�！秶�民日報》于甲午戰(zhàn)爭前，高呼“義戰(zhàn)即將開始”，《讀賣新聞》發(fā)表文章稱日本“首當正義”，“以顯耀光榮，并宣揚國威�！痹诖苏撜{(diào)的鼓動下，日本國民支持戰(zhàn)爭的熱情空前高漲。

“文野之戰(zhàn)論”---獲得國際社會理解與支持的“撒手锏”

由于歐美列強在華利益錯綜復雜，日本預料到侵略中國必遭各國列強干涉，因此，如何使各國列強不予以反對日本侵華，成為當時日本外交宣傳的重要目標。針對這一戰(zhàn)略目標，日本在對西方的輿論宣傳上，特別注重強調(diào)日本已經(jīng)是融入西方的文明國家，并極力掩蓋真實目的，極力強調(diào)發(fā)動戰(zhàn)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日本秘密聘請了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為國家宣傳戰(zhàn)的總指揮。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的精心策劃下，中國與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與文明的形象在西方媒體和民眾中形成共識，日本成為幫助朝鮮驅(qū)趕清國的正義者。當時的紐約《先驅(qū)報》報道說，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于整個世界，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的統(tǒng)治。《紐約新聞報》也曾發(fā)表評論說：“中國的戰(zhàn)敗將意味著數(shù)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眮喬靥m大《先進報》說，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

在整個過程中，日本為達到對國際輿論進行拉攏和利用的目的，除了使用大量金錢收買、蒙蔽欺騙等多種卑劣手段，同時還鼓動日本外交官自己還寫文章。美國公使栗野慎一郎，專門組織在美日本外交人員和學者積極寫稿，宣揚日本這么做的必要性、日本代表了文明進步、清國威脅論等等。這種顛倒黑白的宣傳，不僅左右了日本輿論，左右了世界輿論，甚至左右了許多中國老百姓，以至于出現(xiàn)了戰(zhàn)爭開始后中國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歡迎日軍入城的尷尬場面。

然而，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安倍晉三上臺后，日本國內(nèi)右傾化明顯，在修改武器三原則、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突破和平憲法上的道路上越走越快。在這一進程中輿論宣傳這一法寶再次被日本祭出，不斷宣傳“中國威脅論”，炒作“火控雷達照射”、“中國軍機干擾其偵察機”等，這種顛倒黑白、倒打一耙的伎倆雖為正義人士所不齒，但其在抹黑中國、獲得國際同情的效果上卻是不可忽視的，對此我們要積極對待，堅決回擊日本的無端指責與污蔑，不可再無視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權的重要性。